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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人口思想的反思和评论 (上)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0-21    
一、问题的提出     本世纪初在西方逐渐发展起来的适度人口思想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令人忧虑的是，这种在学术上尚有歧见、不成熟也不严格的理论在一些决策者身上也有了影响。例如，新近有文章引用某知名人土的话说：中国最适合的人口数量为7亿左右，最大极限人口量为16亿左右，超过这个数量，就会发生全面崩溃。这就是说，16亿或17亿是中国的一条生命线。①这番盛世危言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一种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但科学的理性却不由得我们不这样追问：是否无论人口结构如何，无论经济发展阶段如何，7亿均为最合适？    是否中国人口维持在7亿左右的规模上，国家就一定富强？人民就必然幸福？历史告诉我们：1963年，中国人口达到6.9亿；1964年突破7亿大关；1965年为7.2亿；1966年为7.4亿。这几年可以说都在7亿左右摆动，但也正是在这几年，中国人民尚未从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的沉痛打击中恢复元气，其时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绝对是困难重重！7亿人口之适度从何谈起？那么，到底是谁错了？到底是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抑或是理论本身就是灰色的？    6O年代初的中国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当时的情况不要说史有公认，活着的见证人也比比皆是。历史真象如此，那么，我们就只好去质疑理论本身了。    二、适度人口思想告诉了我们什么    对当代产生实际影响的适度人口思想主要是经济适度人口这个概念，其提出者是英国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1888，l928）以及与坎南同时代的瑞典经济学家克纳特·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 ：1910，1913）。    坎南是早期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代表人物。在1888年出版的《初等政治经济学》和1928年出版的《财富论》这两部著作中，他明确地提出了适度人口的思想。他从经济学角度提出，达到产业获得最大收益时的人口为适度人口。坎南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有二：一是明确地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谴度人口的衡量标准；二是他不仅仅将适度人口与人口变动相联系，将之视为过去人口的产物，又是未来人口的趋势--也就是说，他探讨的适度人口是正常的人口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变数，既考虑了产业的长期的最大收益，也考虑了所有各代人口的利益；在笔者看来，坎南思考了什么样的人口规模对长期发展具有最大效益的问题，这有点接近于时下推崇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难能可贵！    而坎南思想的不足或者说在逻辑上尚可讨论的地方至少有：首先，坎南在论述中将人口与经济收益的关系看作是简单的、直接的因果关系，恐怕不能令人信服。事实上，决定最大收益点到来决不会仅仅是由于人口的多寡。换言之，达致适度人口的途径不只是调节参数的问题。但从坎南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是适度人口的人口决定论者。他认为：因为我们既不能通过屠杀手段来故意减少人口；又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使出生婴儿数超出平常死亡人数来增加人口，或者使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以使减少人口，而要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因此，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只能采取提高或降低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措施，从而逐步改变将来的人口。②这种单方面的思考颇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决定最大收益点的不仅有人口变量，也有经济变量，而且从历史经验看后者往往更重要；坎南考虑得显然欠周详。圆通无碍的论证应当是双向调节，即包括经济发展和人口调节。另外应当指出，坎南死抱着封闭人口的假定不放，这在理论上也是明显有缺陷。’人口调节并不就是人口控制或按坎南的说法就是避孕节育的做法，在开放人口（Open－population）的假定下，也包括了十分重要的人口移动和再分布活动。    其次，根据坎南的理论和方法，适度人口事实上是变幻莫测、难于确定的。因为适度人口是根据坎南所说的最大收益点量测的，而最大收益点是一种笼而统之的说法，并不好把握，影响因素如时间变量。技术进步因素。投入要素的组合效应以及不同产业的差异性等等都颇为繁复。我们似乎只能逼近理论上的那个适度点，但它是稍纵即逝的。这样，如果适度人口只是某一时点的人口，是昙花一现的结果性指标，那么它的意义又在哪里？    从简化的图1和图2可知，适度人口是相对的。动态的。也是多元的，不存在绝对的。    静态的和唯一的适度人口。如图所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收益最高点。根据坎南的思想，对应于不同的时间跨度，我们已考虑了各种可能性。在图1有2种趋势，一种是赶超型递增，一种是萎缩型递增。也就是说，在初始时期，最大收益点是在A 处出现；如果延长时间来考虑，最大收益点则可能在C 处出现。在图2，我们假定只有一种连续、单调递增的趋势--这种趋势也可以看作是图1中赶超型递增的一种放大。对应于OA、OB和OC这三段不同的时期，我们可以确立三个不同的最大收益点。而对应于最大收益点，我们又可以确立不同的适度人口点。    这里，我赋予’最大收益点的新涵义是考虑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军事效益之后的最佳均衡点。把握住适度人口是动态的。相对的和多元的特点，我以为所谓适度人口就是在发展变化中趋向最大收益点的人口，而无论人口的变化是增量的变化--增加或减少，还是结构的变动--从分布移动到性别年龄。特定时点上的适度人口是稍纵即逝的，是随时可能被改写的，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出生。死亡以及移动这些调节性因素影响着适度人口的总量和结构。这样，特别对一个大的、开放的人口来说，事实上不存在绝对的和静态的适度人口，至多只是在理论探讨上有些意义而已。    对上述图示还要稍加说明的是，适度人口作为一个变数是隐没在图示之后的；一定时期内与最大收益点相对应的人口与其说是适度人口，不如说是慑适宜人口。根据上述笔者的界定可知，越是趋近最大收益点，人口就是越是适度。也就是说，适度是相对的、动态的。    在人口一端，适度与否主要看人口的影响力，而人口产生的影响与其说来自总量，不如说来自结构。相对适度、动态适度的人口一定有较为合理的结构与功能。我将自己的这一见解看作是结构一功能学派的观点。威克塞尔对适度人口思想也作出了相对独立的贡献。他在1910年日内瓦国际马尔萨斯主义者联盟会议发表讲演时，第一次提出了适度人口的概念。    威克塞尔的适度人口概念是指达到最大平均劳动生产率和最大福利时的人口规模。威氏提出以一个国家的抚养能力作为衡量适度人口的标准。他在《政治经济学讲义》中明确指出：所谓人口过剩，就是一个国家里存在着超过其抚养能力的居民（人口）……人口超过其适度点之上的增加本身已经不能带来福利的增加，相反却使福利减少。③威氏观点的可取之处在于：他对适度人口的界定比较明确。在理论上，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公式来说明适度人口与过剩人口的关系，如下所示：事实人口二适度人口+过剩人口（1）    或者：适度人口二事实人口一过剩人口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可以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讨论三者的关系，即：事实人口二适度人口+调节人口（2）    其中，调节人口指过剩人口或者不足人口。在供调节的人口趋向消亡时，期望人口也就成了适度人口。根据前述的从结构一功能看适度的观点，我认为：在开放人口的假定下，调节人口与相对适度人口之间存在着转化的可能性。通过对人口结构和人口总量的调节，调节人口有望消亡或转化成新的适度人口。    应当肯定，威克塞尔和坎南都看到了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决定了适度人口规模是一个可变量。在人口增长过多过快时，两人都认为：避孕节育是达致适度人口的基本途径。这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根据笔者前面的分析，由于局限于封闭人口（Closed population）    的假定，所以威氏也只考虑内部的结构性调节。我们知道，通过调节出生率使人口达到适度水平这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很难收立竿见影之效，这一点连坎南自己也是承认的；而事实人口在更多的情形下实际上是开放人口，所以在人口总量没有大变或既定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人口移动、再分布等手段来改善人口的结构和功能，从而使人口适度于特定时期的社会需求和社会目标。    此外，我们也应当看到：威克塞尔从抚养力来定义的适度人口实际是一种生存过剩的涵义，失业人口这种经济过剩并不在其讨论范围。    20世纪初叶，欧美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大多把经济福利和人口总量联系起来分析，从中寻求理想的或适度的人口规模。例如，英国学者卡尔·桑德斯（Cars Saunders ）在1992年出版的《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研究》一书明确提出经济标准是确定适度人口数量的唯一标准。他的理由是：人口增长是与经济需要相适应的，④’确们认为一个国家整个人口的情况是受经济因素所制约的。⑤结合前述的多元化标准，我们不能说桑德斯错了，但至少可以说他是片面的。    在决定和追求一个理想的人口规模时，经济方面的考虑虽然是经常的和主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有时候，生态和军事方面的考虑可能更为重要。    一些事实表明，生态恶化的地方往往存在人口超载现象。正是由于人口在生态层面上的不适度（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结果人们就难逃贫穷落后的厄运。自然的养育力与人类的生殖力。消费力的失衡注定了贫困的悲剧。像贵州毕节地区这样典型的贫困地区往往是人口超载与生态恶化并行不悼。不良循环的地区，生态上的不适度导致了维持经济的特征和低水平均衡陷阶的出现。生态脆弱、环境人口容量伸缩性较小的地带，就要在人口分布政策上认真考虑临界人口密度和适度人口密度；一些地方的环境移民或者像甘肃宁夏一带的吊庄实践则成功地证明了追求生态适度往往是一个根本性的目标。显然，没有生态上的适度就谈不上经济上的适度。要实现经济适度首先要保证生态适度，这不正是可持续发展思想所要阐明的一个道理么？    追求什么样的适度人口或者说理想人口，取决于一个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最大利益需要。在和平建设的年代，人口的生态适度与经济适度问题相对重要；而在战争年代，一旦存在人力匾乏。兵力不足的问题，军事适度人口的话题就绝对会提上议事日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德国和英国的学者就认为：从军事观点来考察人口数量的多少是必要的。历史的教训使人们相信，追求军事适度人口绝对是必要的。在利益纷争。冲突迭起。国际政治格局多元化的今天，没有不设防的国家和地区，战争的阴影始终存在。    科威特军事人口不足，遭致伊拉克入侵时反击无力，损失惨重，教训惨痛。从理论上讲军事适度的标准就是能充分胜任保家卫国的重大使命。    从各国经验看，军事适度人口一般占总人口的一部分，主要包括军人和民兵。最大的’军事适度人口就是使所有有战斗力的人口都军事化或准军事化，富甲天下但人口仅700多万的瑞士追求的正是这种’军事适度人口。在国防上，瑞士采取的是全面防卫、随时应战的方针，其全民皆兵的做法是多年无战争的有力保障，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瑞士正规军人数不多，但战斗力却不可小觑。原因在于，在这个准军事化的国家，举凡成年国民个个都是不穿军装的    军人，在军事上训练有素，颇具战斗力，随时可投入实战中。警醒世人的不仅仅是瑞士对    军事适度人口明确、执着的追求和有力。得当的措施。    瑞士的独特做法可称之为一种结构转换法，瑞士有一种从平时二元式的民为民而兵为兵的结构迅速整合为战时一元式的化民为兵、全民为兵这种结构的社会机制。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这大概就是民兵的中国式注释了--这么一种社会机制保证了瑞士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动员和集结最大的抗打击能力和最强的反击能力，这大概就是瑞士多少年来凛然不可犯、成为世人称羡的与战争无缘的世外桃源最可信的解释了。    从科威特和瑞士相反的两个例子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般而言，人口越多，就越有选择和调配的余地，军事适度的目标就越易达致。换言之，一个人口大国比之人口小国更易达致军事适度人口的目标，毕竟人力的优势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并非军事手段过硬就足以保证军事上的优势。当然，军事实力的构成中，人力或者说兵力是其中的一个要素。    20世纪初至60年代欧美学者的讨论奠定了适度人口理论的基础，至少取得了二个共识：一是主要从经济收益角度来探讨；二是认为适度人口的数量或密度只是一个概数，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科技的进步，知识的增进和生产的发展有所变化。    现代适度人口思想的代表人物、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得·索维（Alfred Sauvy）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理论的。    首先，索维给适度人口下了一个更接近其本质的定义，即一个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就是适度人口。这个新的定义实际上提出了互相关联的两个命题：一个是目标问题，适度人口是与某项特定目标相挂钩的；目标有多少；相应的适度也就有多少。另一个是手段问题，即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或途径去达致适度人口的目标，索维那种将过程和结果、手段和目标联系起来的做法给人很多启迪。    其次，索维为适度人口设计了多达九项的目标，其中四项经济目标，四项社会目标，一项军事目标。索维的观点显然是对坎南、威克塞尔的超越，更是对桑德斯的否认，但索维的观点在诸多方面同样是值得讨论的。再次，索维的贡献还表现在他把适度人口的讨论从适度人口规模扩展到适度人口增长率上。索维从分析人口增长的负担和效益之间寻找均衡点，并以这种均衡点来确定适度人口增长率。他在1976年《人口的适度变动》一文中提出了以人口的最大经济效益和最低负担时的人口增长率为适度增长率的论点。    最后，索维敏锐地看到了适度人口概念的局限性并指出：人口学家可把它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工具来使用，就像数学家使用虚数一样。⑥也就是说，适度人口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在索维看来只不过是一个使用方便的概念而已。对此，笔者深表赞同。    索维的思想给我们的启发还有：＿（l ）适度是与要达成的目标对应的。有多少目标，就有多少种’谴度人口。适度人口的考察角度和衡量标准是多维的。但索维没有考虑人口的生态适度问题又是令人遗憾的。    （2）实力适度的提法较好，军事适度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所谓实力适度人口，是指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使社会达到最大实力（军事力量和其它有关的共同的集体目标）所必需的人口数量。在索维的思想中，暗含着’人力即实力的假定--索维认为：因为，不论谁掌握权力或追求实力，都愿意增加人口的数目，这是一个普遍规律。⑦追求权力导致鼓励生育，这在人口总量有限而生产力水平又不高的前现代社会堪称事实，因为人力是税收和兵力的儿被来源。基本来源，广田众民、强兵富国成了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共同取向。但是否普遍规律又是可以讨论的，毕竟人力不完全等于实力，而且如果人口过多，反而有损实力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3）索维认为，技术进步从总体上讲是提高适度人口数量的。也就是说，社会经济的进步不断地在提高着人口的承载量，而且也要求更多的人力来呼应自己。所以人口的适度点也是不断上移的。三、国内适度人口研究的再讨论     在本世纪20至30年代，适度人口论在欧美学界风靡一时。例如，在1927年日内瓦第一次国际人口学会议和1937年巴黎国际人口学会议上，适度人口问题成了讨论的热点。⑧欧风东渐，当时中国社会学界对适度人口问题也有所关注。例如，1930年陈长衡在《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一书中，提出：适中的密度，是人口压迫降到零点时的密度，是国家种族最适于生存进化的密度。1935年12月，陈长衡又在《地理学报》发表我国土地与人口问题之初步比较研究及国民经济建设之政策商榷一文，否定了那种单纯以经济目标来判定人口适度与否的观点，提出了适度人口的综合性目标。他认为：正当的含义应使全体人口在经济、国防、政治。教育。文化和优生、卫生种种方面最为安全健康和最为丰富文明。但真正实质性的探讨是在建国以后。    建国以后，中国学者对适度人口的探讨主要是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出于一种实用的目的，就是试图用它来解决实际问题，确定理想的人口目标。第一个研究我国适度人口目标的可能是孙本文，他在1957年就从我国当时粮食生产水平和劳动就业角度，提出了8亿是中国最适宜的人口规模。⑨其后，因为马寅初《新人口论》被批，而使人口研究中断多年。改革开放后最先开始适度人口研究的可能是田雪原和陈玉光。他们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的经济适度人口问题。他们首先从经济发展速度假定未来若干年内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增长速度；其次，从生产性固定资金。    劳动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推算总人口，并认为百年后中国经济适度人口在65亿-7.0亿。胡保生等用多目标决策方法，参照各国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对20多个社会。经济。    资源进行可能度和满意度分析，结论是中国百年后人口总数应以保持在7－10亿为宜。宋健等也从食品资源、淡水资源角度估算了百年后我国适度人口数量，认为：如果我国人民饮食水平接近法国目前的水平，我国人口总数应保持在7亿或者以下；按发达国家的用水标准，我国人口总数应在6.3－6.5亿之间。⑩这样，根据80年代初的多家估计，2080年前后中国的适度人口大概在7亿上下。    到80年代末，胡鞍钢明确提出：中国人口发展目标应当就是适度人口目标。他从充分就业和人均收入。人均占有粮食、生态平衡以及人口老龄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这几个方面分别探讨中国的适度人口，并以综合折中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时期中国的适度人口目标，分别为：2000年总人口下限为12.5亿，上限为12.7亿；2020年总人口下限为13.8亿，上限为14.6亿；2050年总人口下限为13.1亿，上限为15.1亿；2100年总人口下限为10.2亿，上限为14.4亿。（11）胡鞍钢估算的优点有二：一是比较全面，二是确定了适度人口的上、下限。至于选择的参数是否足够全面和可靠，尚可讨论。    由于适度人口理论探讨和学术建树方面的滞后，（12）所以有关中国适度人口目标的讨论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难以自圆其说而成为争议的观点。最重要的批评可能来自刘锋，惜乎他的见解没有在学术界和决策部门引起应有的关注。刘挣在国家’十五社科重点科研课题《中国人口发展战略》一书中明确指出：未来时期的适度人口能否成为人口目标是很值得推敲的。（13）他的主要依据是：静态适度人口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此其一。    其二，经济增长率等经济变数变幻莫测，难有定论：据此推测的适度人口也就很难可靠。    其三，适度人口实际上是多种标准下某种难以确定的数，分析和论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期适度人口目标的可靠性、科学性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的可能性，实际上难以做到。    其四，理论上确定的适度人口目标与现实人口缺乏内在联系，却又企图通过人口政策使现实人口逐步达到这一目标。这当然是可笑的。众所周知，人口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机制及制约这一机制的社会经济条件，决不是只随着人口政策的引导而变化的。人口政策固然对人口发展有一定作用，但究竟能否起作用及作用的大小均决定于人口政策和人口目标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脱离人口自身特点及其社会经济条件，单凭主观愿望，无法使人口按所谓适度人口目标的要求发展。（14）这一番卓越的见解可谓击中了要害，非常深刻和中肯！实际上刘挣已经点明了80年代以来适度人口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根本缺陷。    上述讨论足以告诉我们，适度人口这一概念无生具有模糊性和伸缩性。因此，适度人口可以帮助我们在解决人口问题时提供思路上的启迪，我们却不应该过高地期望通过它求得既正确又精确的解说。朱国宏的评论也值得重视。首先他和刘锋一样，考虑了现实可能性问题；其次他和胡鞍钢一样，考虑了’人口老龄化这一结构性因素。朱国宏认为：    这些研究（指8O年代初的适度人口研究--引者注）均以80年代初的现状为基础进行外推或预测，从理想状态上说，这些结果可能确实是中国80年代初经济、社会。资源状态下的理想目标。但从可能性上说，这些结论是不大靠得住的。因为，在8O年代初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0亿，并以10％以上的增长率继续增长，要在百年之后达到理想目标，必须很快使人口增长转入减少状态。但是，根据最新预测，中国人口增长的峰值可能达到15－16亿，即使始终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要减少一半人口，恐怕也在百年之后了；再退一步说，按照这一目标确实达到目标的人口战略，即使能够做到，那种人口状态也不理想，因为，人口总数理想了，但人口结构却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因而理想目标并不理想。（15）    理想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就无异于幻想。不幸的是，迄今为止8O年代的讨论，都多少带有了某种脱离发展实际的色彩。长期发展中包含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仅仅依据现状预测是危险的，而且预测时期越长，风险也越大；更何况对现状的考虑和对未来的假设总是不够周详的。所以，将包含着极大不确定性的预测视为定论，这是很不严肃的。    四、结构和联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7亿人口决不会是中国的适度人口，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静态的和绝对的适度人口。    适度人口的目标要从实际人口出发来讨论、设计和努力。也就是说，中国的理想人口必须考虑满意度和可能性这两个方面。一些学者通过对生育政策的模拟分析，使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生育政策对我国未来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的不同影响。然而，无论今后采取什么样的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在引世纪二。三十年都将处在一个人口数量庞大和人口老龄化加速的两难境地，这就是中国人口的必然前景。    在不同的政策选择下，中国人口未来的变化将有如下一些共同点：其一，中国人口规模将继续膨胀，在21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最大值，据李建新的预测，值域区间在14.27亿至15.12亿之间；其二，无论何种生育政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在下世纪4O至80年代都将在3亿以上，最高可达3.7亿左右；其三，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趋向严重，在下世纪2O－40年代，人口老龄化速度为最快。届时，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2O％，下世纪60年代超过25%，并将继续增长；其四，由于选择的生育水平均在更替水平以下，所以中国人口未来都会出现负增长。这些情报表明，在今后三。四十年间，中国人口还将继续增长，而在下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将同时面临着规模膨胀和结构老化问题。也就是说，从中。长期人口发展的角度看，我国未来人口的生育政策只能在两难抉择中进行利弊的权衡。    李建新的研究指出，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生育政策是晚育两孩加间隔，这是一种力求将人口数量的控制与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统一起来的做法。（16）晚婚晚育加间隔    也是李的导师。曾毅教授坚持不渝的见解。通过对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曾毅提出了关于逐步平缓向晚婚晚育一孩，间隔二孩，禁止三孩政策过渡的建议。曾毅认为，逐步提高平均生育年龄可使下世纪中叶人口减少一亿以上，用2030年老年人口比例增加O.82个百分点，2050年增加1.46个百分点为代价是值得的。（17）上述讨论显示的就是中国在现有历史条件约束下既考虑了满意度和合理性又是最大可能实现的理想人口。    当然，这样的人口是否真的适度，还要取决于届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系统提出的客观要求是否得到了较好的满足。不过，可以相信的是，遵循人口再生产规律而设计和达成的目标人口即使不是真的适度，也恐怕是近似适度的。    人类对人口过程的调节能力是有限的。人口惯性、人口周期的客观存在表明我们的调节和干预只能顺应而不是停逆于人口规律。不考虑现实可能性的适度人口无异于幻想人口，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所谓7亿适度人口的提法正是如此，是假设条件下纯粹理论推演的产物，它既无法在可预见的将来实现，实现了也不一定就真的适度。探讨’谴度人口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这一点坎南的思想遗产值得继承。    传统的适度人口是从总量和密度的角度来论证的。现在来看，这样的角度并不全面，甚至也并不一定妥贴。适度的标准不仅可以是经济一生态一军事三位一体的，而且可以是时期一区域一结构这样多角度的。时期适度、区域适度、结构适度概念的提出无疑丰富了现有的适度人口思想。    笼统来讲，只要人口在一定时期内与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关系基本协调，就可以定义出时期适度人口的概念；实际上，所谓最适人口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最适人口瞬息万变、无从把握。人口的适度不会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有弹性的区间。    区域人口作为一个开放人口完全可以通过调剂余缺来达成适度的理想目标。宏观的适度人口目标也可以通过人口再分布运动来实现。一个人口大国只要具有健全的人口流动机制和社会经济环境，就不难实现动态适度的人口目标。    在持续的人口增长压力下，中国的适度人口目标与其说是总量意义上的，也许不如说是结构意义上的。人口老龄化和过度城市化的挑战说明没有结构上的考虑，难有总量的适度。    人口总量固然要控制，但更重要的是调节人口的结构（大结构的概念），完善人口系统的功能，使人口在结构一功能上适度，适度人口目标就可能真正实现。总量的适度或许只是结构性调节的一种结果性呈现。    中国人口虽然存在着过剩的情形，但未来的挑战与其说来自总量的，不如说是来自结构的。结构性失衡比诸规模性膨胀更加隐蔽。更加复杂、也更为本质，所以更须加以关注和研讨。    在理论上，我以为：人口问题具有二个根本特性，即结构性和相对性。不同的人口结构决定其不同的功能态和影响力。举一个极端的例子，1OO 万知识人口与100万文盲人口其涵义通异，人口的影响力与其说来自总量，不如说来自结构。这是从内生的角度来说的。所谓相对性则是从外生的角度来说的，即人口问题的本质发展问题。    对人口系统进行结构性调整是一项战略性措施，因为结构决定功能。适度人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并不适合作简单化的讨论。适度人口的标准不仅是多元的，而且同一个标准也有较大的弹性。这个看似很好的概念，其实是不太好用的。但时期适度、区域适度、结构适度观点的提出则使适度人口思想从总量适度的情绪中走了出来，使之更加贴近真实的生活。这也说明了适度人口原本就是一个思想宝藏，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找到合适的途径开掘出我们所期待的和发展所需要的。    注释：    ①参见大新：我国人口的极限：十七亿，载《服务导报》1998年8月8日。    ②「英］埃德温·坎南：《经济理论评论》，1930年英文版，第83页，第116页。中文见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③［瑞典］K ·威克塞尔：《政治经济学讲义》，1934年英文版。中文参见彭松极建，前引书，第171页。    ④［英］卡尔·桑德斯：《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328页。    ⑤同法④，第340页。    ⑤「法］阿尔弗雷得·索维：《人口通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55页。    ⑦同注⑥，第90页。    ⑧刘锋主编：《认口学词典》，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页。    ⑨孙本文：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文汇报》1957年5月11日。    ⑩田雪原、陈玉光：从经济发展角度探讨适度人口；宋健等：中国理想人口目标的定量研究和优化分析；胡保生等：喇用可能度和满意度研究我国的总人口目标；载《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集》（1981）。    （11）胡鞍钢：《人口与发展--中国人。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1版，第236至239页。    （12）在8O年代中期，李竟能（可能还有杨体仁，因为第5章是合写的）在张纯元主编、李竟能等为副主编的《人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第99至1O4页）一书中曾经对最优人口作过一些理论上的探讨。主要的理论依据是时人推崇有加的两种生产理论。最优人口被定义为两种生产处于最优比例时的人口，但什么是最优比例，未见解说。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著者并不把最优人口看作是纯粹数量意义的一个概念--最优人口是指数量、质量、分布。    构成等方面和生产条件最优结合的人口，并且从政治、军事、生态平衡诸方面对最优人口作了分类。    （13）刘锋等著：忡国人。发展战略》，1992年版，第15页。    （14）同注（13），第16页。    （15）朱国宏著：《人地关系论--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问题的系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牟，第272页。    （16）李建新：不同生育政策选择与中国未来人口，《人口研究》1997年第回期。    （17）查瑞传、曾毅、郭志刚主编：《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下）》，高教出版社，1996年，第414至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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